在酒店、咖啡厅、高尔夫球场等地，随时都有狼一样的眼神飘过，密切注视着每一个猎物的细节。
从1992年王华开办广东第一家私人调查所到现在，私人调查公司已经遍地开花。资料显示：国内现有各种私家侦探机构约3700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
原本衍生于西方警力不足的机构，传入中国后，最然一直没取得合法身份，但在东莞已显蔚然之势。一名资深侦探告诉记者，光他个人熟悉的东莞私人调查公司就有20多家，较之婚外恋调查，平时他们更青睐商务调查及追债业务，追到债后能提成30%。
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贾明已经不做私人侦探了。8月14日，当有人委托贾明朋友找个人调查下女友的背景时，朋友一下就想到了曾帮自己调查妻子婚外恋的贾明，在记者面前，贾明婉拒了委托。然而，贾明昔日的伙伴们在七夕忙得不亦乐乎——为各色各样的妻子调查丈夫的婚外恋。
当天，见记者前，贾明也曾给自己的侦探朋友们打过电话，邀请他们一同前来叙旧，但都以没空为由拒绝了。
“他们这几天一个个都忙疯了，哪有时间来这闲聊啊。”贾明很理解这样的工作状态，他说，其实平时业务也不间断，只是七夕相对特殊，一般五一、十一等节假日、中西方情人节等，是私家侦探最忙碌的日子。“不一定是这几天接的单多，而是私家侦探们会尽量把业务放在节日去做，平时难跟出太多东西。”
大多正在从业的私家侦探都谨慎拒绝记者的采访请求，为什么只有他，身着休闲装、理着平头，轻松和记者聊他的侦探生活——因为他刚转行做生意。从2004年转行做私家侦探到现在，贾明是业内老手了，忙碌时他一天同时跟踪四五个人。
回溯私人侦探历史，1992年是个绕不开的年份。1992年，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在上海诞生，创始人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端木宏峪，上海人通常称他为“大侦探端木”。这家私人侦探所的成立，据说与端木在上海警界树立的权威地位很有关系。他带出的弟子，后来有不少人在上海公安系统身居高位。端木已于2000年逝世，他破过的著名案件有“汉弥尔登大楼英侨被害案”、“上海名医穆端芬之妻被杀案”、“大亨李祖燮被杀案”、“三官桥杀人移尸案”等。
然而端木的离开，并不能阻止这个行当遍地开花；同样，贾明的离开，徒弟却选择继续坚守，其中一个还开了家调查公司，有了自己的侦探工作室。
情人节，对他的徒弟们来说是“擒人节”，而对被跟踪对象来说，则是“情人劫”。
8月15日，本报记者以委托人的身份拨通了位于东莞常平的某商务调查咨询公司的电话，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七夕跟踪一天的费用是2800元。而平常如果连续跟踪一星期或半个月，费用只要四五千。
所谓的跟踪，就是全天候密切监视指定人的行踪，并为委托人提供照片及录像资料。
同样是七夕的“盯梢”业务，位于南城的一家调查公司出价则只要1000元。给出的调查条件是一辆车及两名专业的调查人员。
一家郑州私人调查公司东莞分部，不等记者介绍，对方首先提出要求：被调查人不能是政府公职人员或公安人员，免去某些不必要的麻烦。
调查公司如此谨慎是因为有风险。2003年，北京就发生过首例民间调查者在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案件。
贾明说，做这一行的比较复杂，东莞现在的从业人员有很多是街头“混混”。虽然接受记者采访，他也表现得相当谨慎，一再强调不能用真名，不能有任何能显露他身份的文字。
侦探很注意资源共享，有关系的人，拿通话记录是稀松平常，甚至连别人堕过几次胎都搞得一清二楚
“戴着墨镜与帽子，小心谨慎地摸进咖啡厅约见私家侦探。”这是影视剧里熟悉的画面，却在贾明的生活里经常上演。
这些不愿意被人认出来的雇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我接手的案例中，80%以上是女性，多是要求调查丈夫的婚外情。”贾明说，这些女性一般是婚姻中的受害方，也可以说是婚姻中的。
“这些“”出手很大方。”贾明的定价，在业内算是偏高的。一般开展业务前，他要收取8000元定金，一单下来，拿数万元。贾明说，2004年，他因债务缠身而投身侦探业，现在已还清了200多万元债务，还积累了一些生意本钱。
据有关人士透露，一个最初级的专查“二奶”案件的调查员，一个月的薪水至少也有2万-3万。
“在我接触的顾客中，什么稀奇古怪的都有。”贾明说，闲时他几乎都闭门研究各种侦探学书籍、电影资料，去各大电子市场备齐秘密装备后，便接了第一单。贾明坦承，刚开始面对客户时，还带着一些猎奇的心态，接触多了，发现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
多数时候，私家侦探在与委托人见面时，充当着心理医生的角色。贾明还因此钻研过各类心理学书籍。为方便调查，私家侦探要求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但由于这些信息涉及到当事人“最见不得人的隐私”，私家侦探往往需要在取得委托人信任的同时，对委托人有顾忌的地方进行引导，让其和盘托出所有的秘密。
“不要有太多顾虑，不要有太多想法，简单一点，大家只是聊天，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不会闯入你的生活，更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是你既然冲着我来，我就一定会帮到你。”这是贾明摸索出来的一套开场方式，屡试不爽。当然，贾明并非只替妻子调查丈夫的“二奶”，他也会碰到其它类型的活。比如，父亲要求调查儿子的行踪与交往人的背景，朋友要求调查女朋友的过往经历及身份资料。
不管怎样，私人侦探都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调查出委托人想知道的东西。这时，绝活便可派上用场。贾明说，有关系的人则能轻而易举获得通话记录。对酒店熟的人，能把摄像头直接装到酒店客房里。而对那些有医院资源的人，“连别人堕过几次胎都能查出来。”
“所以我们也是很注意资源共享的。”贾明说，单做得大时，甚至会发动朋友客串自己的助手，出动两三台车一起跟踪。就算跟踪，也都时常游离在法律的边缘，甚至已经触犯了底线。贾明很清楚这点，因此，在做每单生意之前，他都会和委托人签订双向保密协议——他对委托人提供的个人资料保密的同时，委托人也需要保证不会对外泄漏跟踪证据的获取方式。
业内人士分析，“二奶”、“二爷”这类调查其实只占到了整个调查行业业务含量的3%左右。更多的是讨债、反倾销、打假等，追到债后能提成30%，来钱快。
国际调查员协会总裁保诺卡勒士迪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调查员水平普遍很低。参加过国际性调查活动的私人调查员一度只有一个人。而国际调查员协会中的中国公司数目几乎为零。”
专业性体现在细节中，常备有至少3套衣服，可以随时应对酒会、晚宴、户外运动等不同场合
对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男人们来说，每个法定节假日都是“七夕”。不过，在私人侦探的介入下，也极可能变成“情人劫”。
2009年国庆，东莞某国有单位的一个领导就成了贾明的“猎物”。他跟老婆说，单位国庆假期要组织员工出游。
妻子早就怀疑丈夫有外遇，她知道这次机会来了。妻子为贾明提供了包括丈夫当天的穿着、车牌号、照片、住址、工作单位等详细资料，还告知了丈夫的出门时间。预付完1万元定金后，剩下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贾明来处理。
男子先在虎门一家咖啡厅内会朋友，期间与一个神秘女子通过电话。贾明则拿着报纸，若无其事地坐在旁边，竖起耳朵，生怕漏过一丝信息。走出咖啡厅后，男子便开车直奔长安高尔夫球场，贾明能跟进去吗？当然可以，在贾明的车内，备有至少3套衣服，可以随时应对酒会、晚宴、户外运动等不同场合。
那时，贾明就在车内换上一身高级运动休闲装，随着男子进去打了几杆高尔夫球。
由于雇主只需要丈夫的行踪报告，贾明对雇主提出的价钱是一天1000元。在跟踪的过程中，常规消费由贾明自己负担，不过如果需要进入五星级酒店等中高档消费场合，花掉的钱则要由雇主承担了。
“在我不熟悉的星级酒店，他们入住只要680元，而我入住则很可能需要1800元。但也有反过来的情况，在我熟悉的酒店，我可以打折扣打到很低。”
出了高尔夫球场，男子继续驱车渐渐驶出东莞，过了广深高速收费站。贾明正欲追上去，意外却发生了。
轮到贾明递上刷费卡时，收费站工作人员正好交接班，需要检修，这让卡在收费站内的贾明眼睁睁地看着男子的车尾消失在视线中。等到自己能够通行时，他已经把对象跟丢了三五分钟，再试着以时速160公里的速度奔驰在广深高速，也无法追上。
“我要冷静，冷静，冷静。”贾明坐在车内回想男子刚刚做过的一切，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摸寻他现在可能去的地方。一遍遍地扫视、排除后，他最终把记忆力集中定格在咖啡厅内。
在虎门咖啡厅，男子曾经用白话打过一个电话。贾明极力搜寻他的通话内容，隐约搜出“大梅沙”“游泳”等词汇。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向他们核实“去深圳游泳的话除了大梅沙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大梅沙附近都有什么东西？”“附近的店名都叫什么？”朋友的回答，让心底的石头落了地——男子一定去深圳大梅沙和情人幽会去了。这下，他不再想要如何追上男子，而是直接加快马力，直奔深圳大梅沙。果不出所料，在大梅沙路口等了20多分钟后，男子的车如期而至。
贾明总结说，有些细节看似不经意，在关键时候却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而这都是平时认真观察学习的结果，“私家侦探的专业，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中”。像矿泉水瓶上面为何会有条条沟壑这样的小问题就是他一直思考的。
侦探日益繁杂，市民积怨在胸。有市民说，私家侦探让我没安全感，如果我做什么都被“盯梢”，还有自己的隐私权吗？我的资产很多，如果哪个歹徒和骗子看中了我，找来“私家侦探”调查我的行动路线和财产状况，我还会有平静的生活吗？
中国侦探网执行总裁付树民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早期的私人调查机构，从业人员大多是退休警察、律师和退休侦察兵，他们接受过侦查方面的专门训练，敢于承接复杂的调查业务。但是发展到现在，由于私人性调查业务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很多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私人调查队伍。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权、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出现。
“找私家侦探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贾明说。没有法律的监管，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没有恒定的服务质量。私家侦探的信誉，一般靠口口相传。”
“我还好，我是国有单位出身，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和能力。许多私人侦探完全是街头的古惑仔，什么都没有就出来了。”在贾明看来，私家侦探需要具备起码的跟踪技巧，精湛的驾驶技术，相当的法律知识以及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个人较高的工作能力。
目前，中国仍然没有一部公开的法律明确禁止或允许私人侦探的存在，大量的私人调查公司游离在法律空白处。
1992年成立的“广州市民事调查所”是全国最早的三家私人侦探公司之一(其他两家分别在上海、宁夏、)，也是广东第一家私人侦探公司。创办者王华回忆说，当时和几个法律界的朋友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主要做三大块业务，包括知识产权、个人民生事及家庭婚姻调查，后者的业务量在当时相对较小。
1993年，公安部下发《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对现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要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
“1997年，我们几个合伙人觉得，我们各自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公司的事还是算了吧。”全国另外两家最早的机构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关门的。
虽然不再做私人调查，但王华一直密切关注着老本行。王华说，巨大的市场需求决定了政府不会轻易封杀这一行，他建议政府应对其给予引导。
比如，美国的私人侦探公司就可以合法存在，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法律顾问都是一家大私家侦探机构的负责人。
“如果政府对这一行业进行引导，其对社会的积极意义是可以想象的。”刘旦说。
当然，也有令从业者欣喜的事，2002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新增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等安全服务。
同年12月4日，以这家公司为发起人的全国私人侦探峰会在重庆举行。一时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私家侦探”业大有名正言顺的势头。
东莞调查公司也遍地开花，到底有多少家？贾明说他熟悉的就有20多家。而记者在网上输入“东莞 私家侦探”，弹出来的各种调查公司不下50家。这些公司多数以“XX商务咨询调查公司”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其广告宣传路径也集中在网站、报纸、论坛和私家侦探的个人QQ上。多数冠以“调查公司”、“事务调查中心”、“事务调查所”等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