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老赖隐匿财产，却苦于无法取证，今后，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律师持令如法官亲临，在执行案件中可要求相关单位协助调查。
昨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发出省内首张调查令。有了它，律师调查取证时也有了底气。
昨日上午9时30分许，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聂建春风满面。他刚刚拿到了法院发的“尚方宝剑”——调查令，即将前往山东济宁调查一个老赖房产信息。
早在去年初，聂建代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就已经胜诉。官司打赢一年多，但钱一直没有到位。
去年，省高院出台了《关于在执行程序中使用调查令的若干规定》，他立即依据规定，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
经审查后，中原区法院向聂建下发了调查令，该调查令，也成为自该规定出台后，省内发出的首张调查令。
作为律师，调查取证是聂建的日常工作，而有关单位不配合，是让他感到最头疼的事。
时任省高院执行局局长的曹卫平说，按照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人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负有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举证义务。
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财产都很困难，没有调查手段的当事人更是无法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政府机关、金融部门……对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到这些单位调查取证是件难事。
比如上面这个案件，相关机关不配合律师调查，债主就无法证明、也不知道房产的归属。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申请人承担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举证责任，不合情理，不合实际。
曹卫平说，受案多人少因素的影响，法院也难以对所有执行案件都进行财产调查，这就导致一些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执行，引发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探索新的执行途径，推行执行调查令制度，将有效解决这种尴尬。
目前，调查令的发放仅针对有调查权的律师。那么，对于请不起律师的人而言，是否就意味着失去了申请调查令的机会？会不会增加当事人的负担？
对此，曹卫平解释，按照我国的现行法律，在诉讼过程中，有权到有关部门调查法人或公民个人财产信息的，只能是律师和人民法院，当事人是无权到有关机构调查对方财产信息的。
对于经济比较困难的当事人，曹卫平明确表态，不会增加当事人的负担，对于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的申请人，执行法院会依职权进行调查。
律师李华阳说，虽然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有调查权，但在实践中，律师的地位非常尴尬。大多数单位只接受公检法三家单位调查取证，根本不接待律师。尤其在政府部门、金融机关等，律师几无取证可能。
律师的这一尴尬地位，直接导致当事人的举证困难。有些当事人只能依靠调查公司，用一些边缘手段获得证据。而更多当事人，只得申请法院调查。但鉴于人力、财力资源所限，法院已难以承受大量的调查工作。
律师调查难的症结在于，“强势权力”和“弱势权利”之间的悬殊地位，导致“民权”（权利）难以制约“官权”（权力），社会形成了“信官（基于服从而不是信服）不信民”的传统。
而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的律师，是“民”而非“官”；作为民事主体，其调查取证手段并不具有强制力。由法院出具的调查令，出发点良好，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提供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缓解律师调查取证面临的阻力。
李华阳坚决拥护“调查令”制。他认为，调查令制，不但能提高审理案件的效率，将法院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还能节省司法资源，避免司法不公。
同时，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提供了一种保障，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让老赖的财产无处藏匿，解决执行难。
他还希望，这种制度能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广泛开展。其实，早在2008年，省高院民三庭曾出台相关“调查令”制，进行尝试，但，同样局限在知识产权领域，不够彻底。
他说，在国际上，调查令制已流行多年，如美国等发达国家，法官只是负责案件的审理，尽量避免和当事人接触，保证审判公正。目前，浙江、上海等地已就此在相关领域开始尝试。
李华阳担心，调查令制是个好事，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恐在实践中遭遇尴尬，比如，被调查单位拒不配合。他期望，法院能对此进行关注，加强追踪处罚力度。
为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解决当事人举证难问题，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从而提高法院办案效率，去年，省高院出台《关于在执行程序中使用调查令的若干规定》，律师持有调查令，在取证时可要求相关单位协助调查。
